周日早上，我醒得早。天刚亮，老槐树的影子还压在窗台上。

我起了床，烧了壶水。水开了，我忽然想起她说的话——你嗓子要养。我给自己倒了杯常温的。

我拿起手机，又打开那个页面。成都到北京，早上九点那班。昨天我看了一眼就关掉了。今天，我又打开了。

我没有想太久。老陈的话，那瓶常温的水，她留的那句话，还有音阶里最后那个拖长的音，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夜。成都也不是没有牵挂——棚里还摆着那把椅子，场子还欠着大爷一颗糖，晾衣绳的第二句还空着。可我想清楚了，这些牵挂，北京也有。

我点了订票。付款的时候，手停了一下。然后我点了确认。

机票到手，我坐在窗边，忽然觉得，有些事不是想好了才做，是做了才想明白。

我订完票，给老陈发了条消息：周六，最后一晚。他回得很快：好。

成都的夏天，还剩最后几天。

上午，我去了回声堂。王哥在，他看见我，说：“正找你。下月那支乐队，定了没有。”

我说：“不接了。”

王哥说：“怎么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要回北京。”

王哥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六首歌的钱，走之前到你账上。”

我说：“谢了。”

王哥说：“成。那我找别人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你那六首，我记着。以后有活儿，我往北京打电话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王哥走到门口，又回头，说：“你走之前，把棚里的东西收拾利索。下个月，这儿要进新人了。”

我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他说：“客户那边听了六首，说《常来》最好，打算拿它做主打。”

我说：“替大爷高兴。”

王哥说：“大爷知道了，该把糖发完了。”

我说：“他记性比谁都好。”

王哥说：“那支乐队下月来，主唱也是个写歌的，跟你一样，关起门来谁也不理。”

我说：“让她多写写。”

王哥说：“你在这把椅子上坐得够久了，椅子都坐出印子了。”

我没接话。

他走到门口，又停下来，说：“北京那边，是有人等你吧。”

我说：“有。”

他说：“行。有人等，就不算走。”他说完，走了。

我坐在那把椅子上，坐了一会儿。椅子确实有个浅浅的印子，是坐出来的。

中午，小满来了。她背着吉他，进门看见我在收拾桌上的谱子，问：“要走。”

我说：“嗯。周六唱完，第二天走。”

小满没说话。她把吉他放在地上，坐到我旁边，说：“那《晾衣绳》第二句呢。”

我说：“写好了，给你寄过来。”

小满说：“寄过来不算。你要当面唱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小满说：“你欠我的。”

我说：“欠着的东西，最后都是要还的。”

小满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学我说话。”

我没接话。

她坐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王哥说，下月那支乐队，还是我们。”

我说：“那就好。歌还在你们手上。”

小满说：“歌是歌，人是人。你走了，谁给我写歌。”

我说：“你写。你写了五年，不是头一回。”

小满没接话。她低头拨了两下弦，说：“下周六的场子，还唱吗。”

我说：“唱。最后一晚。”

小满说：“那我多唱两首。我把《常来》再练两遍，周六唱好点。我还把《夏至》也练熟了，周六唱给你听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她说：“大爷会来，老夫妻也会来。都来送你。”

我说：“都来。”

她说：“你走后，第二句我给你盯着。长出来一点，我告诉你。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她背着吉他走到门口，又停下来，问：“她知道了没有。”

我说：“晚上告诉她。”

小满说：“她该高兴坏了。”她说完，走了。

下午，我坐在棚里，把工位上的东西一样一样看过。歌词本、旧ipod、润喉糖，还有琴盒。我打开琴盒，内袋里那张便利贴还在，黄的，边角有点卷。上面写着：成都的雨多，记得带伞。

我把便利贴看了很久，折好，放回内袋。

这张纸，我要带回北京。

我翻开歌词本，天井气口旁边，还留着她写的那行字：喘着说，才是心里话。夏至末句下面，也有她的字：我听了两遍，第二遍才敢跟着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