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查是周二。

那周还没过完，她打来电话，说：“华西血液科的号挂好了，下周二上午九点，让我把身份证带上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电话那头顿了一下，她又说：“你记得带，别到时候又要折回去拿。”

我说：“不会。”

她说：“上次你就折回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是去民政局。”

她在那头笑了两声，说：“挂了，你看你的谱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站在棚里，看了一会儿空白的歌词纸。晾衣绳还是只有第一句。

周一她坐动车来。北京西到成都东，下午三点二十到。我提前了半小时到出站口，看大屏上的车次，一趟一趟地过。三点一刻，广播报她那一趟到了。人从闸口涌出来，我一眼就看见她，拉着那个旧行李箱，浅色外套，头发扎着。瘦了点，精神还行。

她走过来，说：“接站还提前半小时。”

我说：“怕堵。”

她说：“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住哪儿。”

出了站，地铁转一趟，到玉林路。地铁上人不多，她靠着窗，看了一会儿外面，说：“成都还是这样。”

我说：“哪样。”

她说：“树多，慢。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她订的是后街一家小旅馆，门脸不大，柜台后面的阿姨在看手机。房间在三楼，窗户朝巷子，不大，但是干净。她把行李箱靠在墙角，说：“这里离医院近，早上不用起太早。”

我说：“你订的。”

她说：“我订的。你那个棚，离华西太远了。”

晚上在巷口的面馆吃。她要了红油抄手，我要了牛肉面。面馆人多，桌子拼着坐。她吃了半碗，放下筷子，说：“胃口一般，精神还行。”

我说：“那就行。”

她说：“你最近睡得晚。”

我说：“写东西，睡得晚正常。”

她没接话，把碗里剩下的两个抄手吃了。

吃完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巷子里的风带着一点凉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。路过那棵老槐树，树底下的牌子还在，白底黑字，写着“把歌唱完再走”。

她停下来，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还在。”

我说：“在。”

她说：“去年这时候，这牌子就在。”

我们站了一会儿，风把牌子的边吹得晃了一下。她拉紧外套，说：“走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”

周二早上七点半，我到旅馆接她。她已经在楼下等着，换了一件浅色的薄外套，头发扎起来了，手里拎着病历本袋子。地铁两站，到华西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半。出地铁口的时候，她停了一下，说：“先不吃。抽血前吃东西，就白抽了。”

我自己在路边买了个包子，三口吃完。她看着我，没说什么。

血液科在三楼。候诊的人多，走廊两边的椅子坐满了，还有人站着。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。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从袋子里翻出病历本。本子旧了，边角卷起来，封面的字磨得有点淡。她翻到里面，我瞥见几张化验单，有上个月的，有三个月前的，还有一张空白的，新的。

她把单子按顺序排好，又合上，放在膝盖上。

八点五十，叫到她的号。我们进去，方医生坐在桌子后面，戴着眼镜。问得细，有没有发烧，身上有没有出血点，精神怎么样，睡得好不好，最近胃口怎么样。她一一答，声音不大，说最近都还好，就是偶尔觉得乏，睡一觉就好。

方医生点点头，说：“先抽血，结果出来再说。”

抽血在二楼。护士让她伸左手，她把手放在垫子上，别过脸去。针扎进去的时候，她肩膀绷了一下，没出声。一管，两管。护士拔针，让她按着棉签。

她说：“习惯了。”

护士说：“这么配合的病人不多。”

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不疼。就是凉。”

抽完血要等结果，护士说大概两个小时。我们下楼，到医院花园里坐着。太阳出来了，晒在身上暖的。花坛里的叶子绿得发亮，有护士推着轮椅从旁边过去。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个阿姨，手里攥着化验单，看了又看。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没说话，把手里的单子叠好，放进袋子里。

她问我棚里的事。我说：“母带在棚里放了一个月了，没人动。六首歌的单子列出来了，三首有眉目。周六还是两场驻场，小满嗓子好，场子带得起来。”

她听了，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
她说：“驻场那两场，还是周六吗。”

我说：“还是周六。老板说，账本上给你记着。”

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记着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