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八点，我站在不知书店门口。

门虚掩着。风铃被我推门带得响了两声。店里还没开灯，收银台上放着一杯水和两粒药——我昨晚走之前放在那里的，杯盖上，白药片，排成两粒。

她听见声音，从里间走出来。头发没梳，披着一件旧棉袄，脸还是白的，但比昨天好了一些。

“八点。”我说。

她看了一眼收银台上的药，没说话，走过去，把两粒药放进嘴里，就着水咽下去。

“记着了。”她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几点起来的。”

“六点半。”

“为了提醒我吃药，你六点半起床。”她说，“你是不是傻。”

“是。”我说，“我给你带了粥。”

我把保温桶放在收银台上。小米粥，我熬了四十分钟。她看着那个保温桶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你先进来坐。外面冷。”

我进来，她把灯打开。暖黄色的光一下子铺开，像把昨天晚上的冷都挡在门外。

“你坐下。”她说，“我煮了鸡蛋。”

我们面对面坐在圆桌旁边。她剥鸡蛋，剥得很慢，把壳一片一片揭下来，放在碟子里。我喝粥。粥还烫，我吹了吹。

“昨天在医院，”我说，“医生说的那些，我都听见了。”

她的手停了一下。然后继续剥。“嗯。”

“血小板低。药不能停。别熬夜。别感染。”

“你都背下来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记性好。”

她把鸡蛋放进我的碟子里。“吃。”

我吃了。蛋白有点咸，她蘸了酱油。

“知意。”我说，“你昨天说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今天能开口了吗。”

她没马上回答。她把另一颗鸡蛋剥开，蛋白放在碟子里，蛋黄掰成两半。

“五年前查出来的。”她说。

我端着粥碗，没动。

“再生障碍性贫血。”她说，“医生说的时候，我一个字都没听懂。后来自己查了，懂了——就是骨髓造不出血了。血小板低，白细胞低，容易出血，容易感染。轻的，靠药维持，能活很多年；重的，要考虑换骨髓。”

“你是哪种。”

“中间那种。”她把蛋黄放进嘴里，嚼了很久，“不算重，也不算轻。靠药压着，血象能稳住。稳不住的时候，就得去医院。”

“就像昨天。”

“就像昨天。”她说，“低烧，血小板掉下去一点。医生让加药，注意休息。没大事。”

“没大事。”我重复了一遍。

她抬起眼睛看我。“真的没大事。医生说，只要按时吃药、定期复查，跟正常人差不了太多。就是不能累，不能磕碰，不能感冒。”

“你爸呢。”我说，“他知道吗。”

“我妈不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我爸后来知道了。有次我去华西看他，脸色太差，瞒不住了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就让我吃药别忘了。”

“他让我记着你吃药。”我说。

“嗯。”她说，“他跟你说过。”

“说过。”我说，“在十三楼。他跟我说，她吃药老是忘，你帮我记着。”

她低下头，看着碟子里的鸡蛋壳。

“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。”我说。

她愣了一下。大概没想到我会问这个。“那年秋天。”她说，“查出来之后，我没敢跟家里说。那时候我爸身体已经不好了，常年在华西住着，我妈一个人两头跑。我怕她再为我操心，就回了上海，自己治。”

“治了多久。”

“两年。后来好一点了，找了份出版社的活，边上班边吃药。再后来，来了北京。”

“一个人。”

“一个人。”

“为什么一个人。”我说，“你当时可以告诉我。”

她没说话。她把碟子里的鸡蛋壳一片一片摞起来，摞得很整齐，像在做一件跟她没关系的事。

“我发过消息给你。”她说。

我愣住了。

“五年前的秋天。”她说，“我在华西住院部十三楼，陪我爸。我写了一行字，又删了，又写。最后发出去的是——我爸在这里做治疗，你要想来看我，华西医院住院部十三楼。”

“我收到了。”我说。

“你没回。”

“没回。”

“那条消息底下，我还贴了一篇文章。”她说，“华西医院血液科的公众号，写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日常护理。”

我看着她。

“你没点开看吧。”她说。
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我以为那是你爸的病。”

她低下头，把最后一片鸡蛋壳摞上去。“不是。”她说，“我爸是肝上的毛病。那篇文章，是我自己的病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