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天我到书店的时候，门已经开了。

风铃没响——她正蹲在门口擦小黑板，看到我的鞋子才抬头。围裙的带子还是左边比右边长一截。“你今天比昨天早了十分钟。“

“地铁没堵。“

“地铁本来就不堵。“她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，转身走进店里。我跟在后面，注意到收银台上放了两杯咖啡——一杯喝了一半，另一杯满的，还在冒热气。

“那杯是给我的？“

“不是，“她把粉笔放进围裙口袋，“给另一个从成都飞过来天天赖在书店里的人。“

我端起来喝了一口。美式，不加糖。她记得。

上午没什么客人。她坐在收银台后面整理进货单，我在书架之间走来走去，把昨天放错位置的书归位。有一本《海边的卡夫卡》被塞在了童书区，我抽出来的时候书脊上落了一层灰。我把灰吹掉，放进文学区。她抬头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但嘴角动了一下。

十点半的时候她接了个电话。应该是供应商，她说话的声音很低，偶尔嗯两声。挂了电话她跟我说下午新书要到了，让我别走。

“我没说走。“

“你也没说留。“

“那我现在说。不走。“

她把笔放下，看了我三秒钟。那个眼神和五年前在成都的书店里一模一样——她第一次帮我找音乐杂志的时候，也是这么看我的。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是真的。

下午两点，新书到了。比我想象中多——八个大纸箱堆在门口，把本来就不宽的人行道占了一半。物流师傅叼着烟让我签单，我说我不是店主，他把笔递给了林知意。她签完字，看着那堆箱子叹了口气。

“你昨天说的箱子比昨天重——没说有八个。“

“你也没问。“

拆箱比搬箱累。她把每本书都翻一遍——还是那个流程，摸封面、翻封底、看几页内文，然后决定放哪里。我在旁边负责拆胶带、压平纸箱、把分类好的书上架。做了两个小时，手指被纸割了两道口子，后背出了汗，坐在地板上不想动。

她走过来，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包创可贴。我接过来的时候碰到了她的手指。凉的，可能是刚摸过书。

我撕开创可贴往手指上缠，缠得歪歪扭扭。她看不过去，蹲下来从我手里拿过去重新贴。蹲下的时候眼镜往下滑了一点，她用食指推回去，然后低下头继续——动作很轻，像在给一本旧书包书皮。

“你以前在出版社也干这个？“

“差不多，“她把创可贴按平，站起来，“但那时候看稿子看的是电子版，没这么踏实。“

“什么叫踏实？“

她想了想。“就是——你知道你在真的碰一个东西。不是在屏幕上划来划去。书有重量，有纸的味道。做完了就是做完了。“

我坐在地板上仰头看她。暖黄色的灯光从她背后打过来，把头发边缘照成一圈模糊的金色。这个画面让我想到成都玉林路那个夏天的傍晚——她从书架后面探出头的瞬间。五年了，角度不一样了，但光的感觉还在。

“晚上一起吃饭吧。“

她低头看我。“你请？“

“赵北川请。“

她没忍住笑了一下。“那我去。“

赵北川选了一家铜锅涮肉。在东四十条，店面不大，门口挂着红灯笼，推开玻璃门就是一股羊肉和麻酱混合的热气。他比我们先到，占了个靠窗的卡座。看到林知意的时候他站起来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笑开了。

“林知意。五年没见了吧。“

“差不多。“

“你瘦了。“

“你胖了。“

赵北川拍了拍肚子，一点也不介意。“做音乐嘛，坐久了就这样。“

三个人坐下来点菜。赵北川把菜单递给林知意，她翻了翻又递给我，我递给赵北川。他叹了口气，自己点了一桌子。羊肉、毛肚、冻豆腐、宽粉、大白菜。铜锅咕噜咕噜地烧着，白汽把窗户蒙得更模糊了，外面的霓虹灯洇成一团团的光。

“说实话，“赵北川倒了三杯啤酒，“我没想到你俩还能坐在一起吃饭。“

“我也没想到。“林知意说。

赵北川是那种不说话会死的人。他从贝斯聊到新买的声卡，从声卡聊到北京房租，从房租聊到成都火锅比北京涮肉好吃。林知意偶尔接一句，大部分时候在听，筷子夹菜的动作很慢。我坐在她对面，能看到铜锅冒上来的白汽把她的脸熏得有点红。

“所以你俩这五年到底怎么回事？“赵北川往锅里涮了片毛肚，七上八下，语气像在问今天的天气。“沈暮说他从成都飞过来找你的，在书店门口坐了三天才进去。“

林知意看了我一眼。我低头吃豆腐。

“他以前也这样，“她说，“在成都的时候，想了三个月才跟我说的第一句话。“

“第一句话说的什么？“赵北川来劲了。

“你耳机什么牌子的。“

赵北川笑得筷子差点掉锅里。我也笑了——是真的笑，不是那种客气的。林知意嘴角弯了弯，夹了一片大白菜放在碗里晾着。

“那你知道他后来跟我说什么吗？“赵北川喝了口啤酒，脸已经有点红了。“有段时间天天抱着吉他写一首歌。我说你写完了给我听听呗，他说不行，这个不是给你听的。我问给谁听的，他不说。“

铜锅又咕噜了一阵。窗外的北京夜色沉沉的，路灯的光透过雾气洒在人行道上。

“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，“赵北川继续，“歌写不出来了。卡在副歌上。我说你倒是把词填了啊，他说词也写不出来。打那以后就没听他弹过那首——“